现代性学研究中，性交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最近，学者观察到，除了具有生殖意义的性行为，大多数人对性交过程中精液的给予与接受方式并不十分在意。如今，随着艾滋病传播问题更加严峻，精液作为性传播途径的话题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口腔-生殖器性接触，即口交，一种特殊类型的性活动，它与艾滋病传播风险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大众的重视。为了正确评价口腔—生殖器性接触活动及其特性，对这种性交方式的演变过程及其现状做科学性介绍，显得很有必要。其中，涉及到如何正确看待人类性行为以及艾滋病风险与人类性意识和行为之间相互交织的问题。最终目的（并非终极），是将口腔—生殖器性接触作为一种风险因素和性活动的另类方式进行全面审查、并给出科学结论，以免未来产生更高或更难管理的风险。
一，生物学角度 阿尔弗雷德.金赛，是第一个为现代行为科学提供大量人类性行为实证依据的科学家，也是“性的现代化”理论中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性的现代化，亦可理解为“性的自然化”，即将人类性行为纳入生物科学范畴进行考量。这种将“性”归于自然的尝试，必将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其他哺乳动物性行为，找到它与人类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这种思想指导下，金赛教授寻觅和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与人类性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仅限于某些最具行为学意义的实例。因此，金赛教授对口腔—生殖器性行为的思考，也受到其固有“自然化”理念的影响，这在他最具代表的观点中可见一斑：“没有任何立法或社会令行禁止，能将各种另类性行为（如手淫、口交和同性恋等）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抹去”。同样，谈及口腔—生殖器性行为与个人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时，金赛教授指出：“得益于高等教育水平，某些人能再次通过一种复杂的转变过程回归至生物学上的自然与基本行为”。 但是，回顾性分析发现，学者的这一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且具有一定误导性。文献资料显示，口腔—生殖器性行为，至多是其他哺乳类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性活动的一种边缘性行为。灵长类动物中，口腔—生殖器性行为很少被用作它们性兴奋的方式，或作为其他与生殖及主流行为相关的替代方法。因此，当采用哺乳动物行为作为评判标准时，口腔—生殖器性接触尚不能说是一种“基本”或“自然”行为。之所以可引起性兴奋，很可能是它受到某些“准生殖区”敏感组织或其驱动力的强烈影响而产生性反应。
二，人类学角度 某种程度上，口腔—生殖器活动，亦可看作人类生活的一种消遣方式。极少数情况下，它甚至不以异性恋或同性恋的动机方式出现。某些非洲部落中，口腔—生殖器活动往往被视为一种传统仪式或获取“营养”的要求，非常类似“同性恋”体验。通常，参与者有严格的年龄和地位要求，一般未被视为异性恋发展的必经阶段，更多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要求。作为一种特定阶段的行为体验方式，口腔—生殖器活动时常在经历之后便被摒弃，仅在非常罕见情况下才得以保留。 新几内亚的赞比亚人至今保留这种习俗，口交也受到族群长老的高度重视。通常，他们会选择青春期前男性儿童（接受者）为青春期后未婚男性（捐献者）提供强迫性的口交服务，完全不同于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婚内性行为初始模式。尽管某些情况下亦可引发情感反应而形成性唤起，但更多时候表现为对精液的“迷恋”而非阴茎。精液，常常作为一个男人阳刚之气的象征，其或缺则可能代表男性潜在的“危机”与“自卑”感。 即便被贴上“同性恋”的行为标签，口腔—生殖器活动并非一种普遍现象，也不是性互动首选模式或达到性愉悦及性高潮首选方法。学者观察到，尽管被大多数异性恋人群所不齿，原始、无文字社会中男同性恋普遍采用的性交技术仍然为肛交（鸡奸），是同性恋真正、唯一的性活动方式，而口交则往往被所有男性拒之门外。当然，另一种口腔—生殖器性接触方式，舔阴，也并没有幸成为普遍的性活动方式。文献资料或文化习俗显示，异性恋或同性恋中的舔阴性活动，偶有出现。 许多国家文化中对“性”的描述，十分露骨。或确切地说，不乏各类色情文学作品，如印度的《卡玛经》、阿拉伯《芳香的花园》或传统的日本“枕边禁书”，等等。然而，对于当今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书籍并未成为他们日常房事手册，反而被认为是封建欧洲“宫廷爱情”中某些狭隘应用的习语和做派，并不值得普遍的践行。尽管《芳香的花园》这类书籍中未曾提及口腔生殖器活动，但这类活动方式似乎很常见，并已成为某些国家仪式化沐浴文化的一部分，如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在中国，口交一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特权的象征，甚至被认为可以用来交换“生命力”（即阴与阳）。 通过以上跨文化视角的简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极少数文化传统中仍存在着口交习俗，表明它可能作为一种趋于恒定的人类经验而传承下来。不仅如此，口交还以足够多的活动频率反复出现，以其特有方式游弋于人类正常性功能调节的进化范围内。
三，西方历史 任何人类的历史都是其起源的变迁和发展史，西方口腔生殖器活动史也不例外。除了以正确的历史观看待人类口腔生殖器活动，我们还须考虑那些填补了非历史、自然真理公知与历史事实之间空白所形成的偏见的影响。一个常见错误，是我们时常假定人们一直从事同性别性行为，并追求相同的性体验。事实上，“性的自然化”遗产之一，是它在生物层面上高度概括人类性活动中历史和文化的特定作用。虽然男同性恋关系被古希腊和罗马人接受，但口腔生殖器活动是否在其性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却知之甚少。如果有，也仅表现为对它的强烈反感，即人们通常认为从事这种性活动的人，往往地位低下。古希腊同性恋性活动中对口腔生殖器性行为的介绍，仅寥寥数笔。除了一些好色之徒时常为之，也只有卑微之人随波逐流了。尽管古罗马人对色情文化相对宽容，特别是同性别性活动方面，但对口腔生殖器性行为的态度亦与古希腊人基本相同：口腔生殖器性行为是一种被极度贬低的性活动方式，并非经常发生。当然，确有出现时，也并不一定被看作是一种极端犯罪或应受的特别惩罚。有学者指出，尽管犹太或基督教经文中对口交或肛交性行为均未进行强烈的谴责，但口交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中却一直是被轻蔑的对象。 此后一段时间，口交一度被认为是严重的性侵犯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它的声名狼藉。各种中世纪文学和记录中，很少提及口腔生殖器活动。有趣的是，人们却在法律中发现了大量有关其他“变态性行为”的文字记载，鸡奸就是其中一种引人关注的性行为。其实，“鸡奸”一词，可能涵盖了多种性活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它主要指肛门插入或一种肛周的摩擦活动。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性侵犯分类和列举详细的文化中，有时也难以找到将口交作为一种极不正常性行为的文字描述。虽然一份芬兰语的手稿中首次显示三段涉及口交性活动的文字记载，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很可能是随后增补上的。为什么早期报刊中时常缺失这类参考文献，很难解释清楚。也许，是作者经验不足，而在随后新发现中临时附加的。如果，正如我们怀疑的，现代社会之前，口交的表现形式和发生方式相当罕见，舔阴性行为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一首中世纪讽刺性预言诗中，口交，即被视为一种耻辱：坎特伯雷故事中，阿布索伦被蒙骗后，在不知情情况下亲吻了一位女士的裆部，就是一种对主人公的羞辱表现。同样，“贝朗格郎巴顿酒店”中，一个与阿布索伦一样的胆小骑士被强迫亲吻他妻子的裆部，也同样被视为一种羞辱事件。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十九或二十世纪之前，口腔生殖器活动已在西欧广泛盛行。几乎与所有非性交活动一样，提及口腔生殖器性接触时我们时常带有某种抵触情绪，总是将它与性侵犯行为联系在一起。
四，现代社会 中世纪时，夫妻之间的色情或情欲兴趣时常受到社会谴责。十九世纪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已悄然发生变化。其中，作为婚姻一部分的色情浪漫，成为人们的一种期盼，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性活动模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另一重要改变，是人们更多地通过个人及其性伴侣性活动来判断他们的“性身份”。学界对大众性行为类型的界定，也处于不断完善和标准化过程之中。在此契机下，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和规范化某些特殊类型性行为，各种具体的行为得以确认，如典型的同性恋实体行为。相对依据个人特定性行为直接得出的性身份认定，特定性身份的认同更容易引导个人特定性行为的发展。简言之，性认同更容易影响个人的性行为。其实，直至十九世纪，“性”词语方始出现，这是一个勿需反复强调或低估的事实。显然，“性”词语并非简单的词汇重构而是确有所指，说明性活动已逐渐步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性词语的广泛使用使得性活动与社会中其他重要事件紧密地联系起来，如不同领域内理论的扩展、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建立，以及与之相应的司法、教育和医疗等机构内的推广和应用等。由此，人们的行为、职责、快乐、感觉和价值观，均发生一系列变化。简言之，性活动方式的演变，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人类“性经验”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以及形成后又如何影响个人性行为表达，并在不同知识领域内构建具体行为准则和约束条例的过程。
五 ，现代社会科学 目前，致力于当代性行为研究的科学家，经常遇到样本数量不足、研究方法不一致和社会偏见等因素的困扰，难以做出科学和正确的判断，如异性恋和同性恋性行为的研究。就口交性行为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研究数据而不能准确预测其发生率。然而，尽管现有研究中某些关键因素仍有待完善，这并不妨碍我们谨慎分析某些研究结果。实际上，对于当代人性活动的改变方向（增加或降低）、参与程度（少见或普遍但不常见、普遍且常见）以及性取向和性喜好等情况，我们仍可做出一般性概括。由此，通过人类性行为其他方面变化特点解释相关研究数据，使得我们能够更令人信服地总结当代社会边缘性行为—口腔生殖器活动的特征。
六，异性恋经验
二十世纪性领域的一项重大转变，是越来越多的人将“性”视为一种积极的体验方式。与早期性主题明显不同，性不再是一种危险的愉悦方式或一种义务和生殖责任所在。事实上，对处于适当关系中的男女而言，性已成为一种可见证或表现他们性心理成熟度和社会群体内正当性关系的积极事件。随之而至的，是一系列对性技巧有着更加详细描述的婚姻手册。得益于其中言简意赅的技巧，个人能够轻松证明自己的“性能力”，并可以反复练习并达到性愉悦。这种新兴性观念的形成，主要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这群人性观念的转变，引领了最早性行为模式、色情意识以及性行为公开或半透明表现形式的改变。
金赛研究调查数据显示，二十世纪发达国家中，口交性活动的发生率不断提升，尤其以高等教育人群最明显。学者发现，这类男性中，约三分之一（34.5%）人婚前“接受”口交，较少数（15.5%）人婚前“给予”舔阴。这种“接受”与“给予”性行为表现上的差异，反映了十九世纪色情文化中对口腔生殖器活动的主流意象。为什么“口交”较“舔阴”性行为更为多见？学者认为，这可能与男性对口交行为更在意有关。而且，当这种性活动乃自己“接受”的方式时更容易报告。相对而言，许多男性在婚前已与妓女有染，不乏口交的性经验。青年阶段，男性与妓女发生性关系也更为常见，口交时常是妓女性服务中一项主要内容。此外，在与那些被定义为“坏女孩”的性接触中，某些被认为是夫妻生活中“不雅”的性行为时常被尝试和应用。二十世纪之初，社会价值观禁止了几乎所有形式的婚前性行为，导致情色与情感之间的相对分割。爱与淫欲，被认为是一种不当的“勾结”。某种程度上，这一现象被普遍认为是“圣母/妓女情结（MWD）”的表现，在二十世纪后叶仍是性爱话题主要内容之一。当时社会背景下，口交性爱的时刻虽然激动不已，但也同样令人十分焦虑。如果个人仍有从事口腔生殖器活动的强烈意愿，时常被解读为堕落或淫荡。这种归因方式，可能致使焦虑色情化（焦虑时求助色情刺激）、并成为某些性犯罪的托词。
不论婚前发生与否，口交已然在男性的性活动日程安排中占有一席之地。被带入婚姻生活，自然而然也成为口交的一种归宿。出现在婚内后，口交的发生率随之相应提高25%（某些大学教育的男性报告提高42%）。同时，舔阴性行为的发生率后来居上，提高率达到45%。对同等教育水平和相同基本特征的女性进行婚内口交性行为调查时，学者发现“口交”与“舔阴”这两种口腔生殖器性行为的总体趋势不断增加、且相互融合：超过半数（52%）女性报告口交，略多（58%）女性报告舔阴，与婚前性活动相比，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换言之，越来越多“体面的”女性对口腔生殖器性行为，已达到“行之所愿、遇为所期”的态度。尽管这种性活动方式的色情意义，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婚外行为中的初始印象，但却以一种潜移默化方式影响着婚内女性的性行为，致使她们逐渐接受舔阴和给予口交这种性活动方式。由于显著的色情效应和相应的情感投入，以及对个人性解放和性身份的确定，口腔生殖器活动已经在文化习俗的引导下悄然进入传统的婚姻生活，成为它应有的归宿。
当然，这种变化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是贯穿于许多生活方式的变化之中，并体现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理念构建和性角色观点的巨大改变。调查显示，高等教育人群，可能更容易接受事婚前口腔生殖器活动。但是，也不能因为教育水平低下人群调查数据不足的缘故，就推断这些人的口腔生殖器活动频率相对低下。
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已婚夫妇以及“同居”配偶中，几乎已完全习惯了口腔生殖器活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说是社会文化的一项重大转变，其意义远不逊于“性”未来的发展趋势。学者发现，异性恋夫妻中，很少或从未进行“口交”或“舔阴”活动的比例（分别为28%和26%），略低于每次或经常从事这类性活动的比例（分别为29%和32%）。同时，口腔生殖器活动的频率与接受者对性生活和总体关系的满意度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而口腔生殖器活动次数与性交频率则呈现一种负相关趋势。也就是说，一旦性交成为夫妻房事的重要性选择之一，它就不再是每次性交的“必要”部分。例如，口交次数较多的夫妻，选择性交的次数相对减少。
随后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异性恋人群性行为的一项最重要转变，表现为婚前性交的常态化以及性交年龄的年轻化。一半以上女性报告婚前性交经历，一半以上高中毕业年轻女性尝试首次口交。而且，与传统的女性相比，大部分女性婚前性活动的对象不再唯一，性活动的目的并非为了结婚。此外，随着性行为变得更加合情合理，人们不再认为女性“性活跃”是一种耻辱表现，她们婚前性活动更多得到同龄女性的认同。由于口腔生殖器性行为更多接踵于个人重要社会性活动事件，口交或舔阴性体验更频繁地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就不足为奇了。一项随机调查显示，约30%的男性和25%的女性曾经有过口腔生殖器活动经历。其中，男性舔阴性行为的比例是口交的两倍，而女性口交与舔阴的比例基本相同。
绝大多数情况下，性经验（包括性交）是作为口交性行为的一项先决条件或背景而存在的。无性交体验时，极少数男性和女性报告口交或舔阴的经历。尽管如此，这种性体验绝非仅有。通常，在性交开始以及常态化后，口交性行为逐渐“步入正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尚未口交、却有一定性经验的男、女大学生来说，尚未口交的原因惊人地相似：年轻男性最常见原因是“伴侣不情愿”，而年轻女性则是因为“太害羞”的原委。无论如何，这意味着，对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而言，舔阴或口交性行为已是一种既成事实，篆刻着历史变化和人际交往意义的印记。这一点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似乎决定了异性恋口腔生殖器活动的趋势。首先，是传统意义上的性互动给个人带来的体验与舒适感；其次，是口交性行为的各种色情含义。它可以是消极的，如堕落、肮脏或罪恶的行为；也可以是积极的，如成熟性技巧或亲密和激情的表达等。公众印象中，口交更多让人想到的多，是“吸吮龟头”和“舔食阴蒂”行为而产生的一系列消极情感，经常令人作呕和脏兮不堪。然而，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他们却找到了一个更正能量的词汇来描述这类性行为，如“交头（giving head）”。此后，从事口交性活动年轻人和成年人的比例，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
一项早期调查显示，对于18-23岁年龄段人群而言，有性交经验年轻人的比例已达到75%，而口交的比例也分别达到60%（男性）和57%（女性）。其中，男女首次口交的平均年龄均为18岁。由此可见，口交经常与“性”相伴而行并出现在性交活动中，并非一定婚前性行为的表现方式。同时，相对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而言，男女大学生报告口交的年龄可能更早，说明这种性行为更多见于高度教育水平人群。另一项调查显示，口交性行为在婚前阶段已十分常见，53%的高中男生和42%的高中女生报告口交经验，甚至略高于他们性交的比例。某种角度而言，这可以说是学者对那些被视为“处女地带”人群进行的第一次仔细研究。
同样， 对13-18岁年龄段青少年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学者发现，约三分之一青少年已有性交经验，五分之一青少年尝试过口交。41%的17-18岁女性认同口交，三分之一同龄男性报告有舔阴经历，与传统同龄男女约会中性行为的表现明显不同。而且，亦有少数青少年在无任何性交经验条件下尝试口交。尽管大多数（59%）青少年在性交经验基础上开始口交，但无性交经历却大胆尝试口交的青少年却不在少数（16%）。学者认为，推迟性交性行为更多是为了避免怀孕而不是为了维护贞洁，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此，尽管口腔生殖器活动并非普遍，但在现代异性恋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常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学者发现，许多流行杂志、性学手册、性学文本乃至流行文化中广泛关注口交性行为。正如某些学者所观察到的：口交性行为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变得相当引人注目，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男女同性恋性行为，同时与它可一定程度上缓解异性恋危机有着同等重要的原因。与传统性交方式不同，口交更专注于性最敏感器官（阴蒂和龟头）的撩拨，省去了相对迟缓反应器官（阴道）的刺激。不仅如此，口交还为男女异性恋提供了更加平等互惠的可能性，即任何性伴侣不仅可随意为之，也可尽情享受这种放纵的过程。
七，男同性恋经验
如果说异性恋口腔生殖器活动研究数据仍显不足，那么男同性恋口腔生殖器活动的数据就更加缺乏和不足以为信。以上介绍表明，人类历史上，口交仍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它经常作为同性恋的一种行为模式或特征出现，同时可能伴随几种融合趋势。
首先和最重要的，当我们提及同性恋时（以及这个词语的引入和常规化）主要是描述一种类型的人而非一种行为；其次，是社会对同性恋的监管力度日益加强，几乎所有形式的性暴力都在现代社会监管范围之内。这一举措，反过来又鼓励那些个人信息暴露风险最低的男女交往方式，即脱衣限度最少和匿名程度最高的性接触方法。口交，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男女应对这些压力的一种适应性方式。同时，同性恋公众印象的日趋深刻和同性恋团体的不断发展，以及其自身语言和读本的广泛普及，致使口交行为最终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性活动方式；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大众对身体清洁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尽管亲密生殖器性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情欲感受，但同性恋和异性恋性行为仍是一种“分泌物”的排泄过程。若能做到身体更清洁、衣服更干净，则更能增强这种性接触方式的美感效果。正如金赛教授观察到的，人类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可能因为生活习俗、道德约束或卫生洁癖的缘故而放弃口腔生殖器活动。
毫无疑问，口交是现代男同性恋性活动中一种常见的互动方式。然而，就其本身特性而言，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口交欲望”是同性恋境遇中的主要动机。研究数据显示，仅10%的守法同性恋将“接受口交”作为他们的初次性接触方式，6%的守法同性恋报告“相互口交”作为他们初次性接触方式。而且，18岁时，仅一半同性恋给予口交或接受口交。此外，某些研究表明口交行为并非所有男同性恋喜爱的性技巧，肛交或肛周的摩擦乃其最喜爱或最常见的性互动方式。事实上，15%的男同性恋报告从未、很少（1-3次）接受口交，20%的男同性恋报告从未、很少（1-3次）给予口交。当然，亦有学者报告，某些男同性恋将口交作为他们喜爱的性活动方式，2%的人喜爱给予口交、14%的人偏爱相互口交，以及27%的人钟意接受口交。某些同性恋配偶中，甚至“经常”或“每次”性活动时口交。
显然，尽管男同性恋喜爱的性技巧不尽相同，口交已成为一种最普遍和广泛的性活动方式。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断然认为，同性恋性活动是口交欲望的归属，或是口交性行为的依恋。而且，当口交对性欲望产生至关重要时，参与者的性别属性已无关紧要了。某种程度上，不论性取向如何，口腔生殖器性接触似乎已成为人类性活动的主旋律、且不可多得情感体验的一部分，并为他们的性行为和性表现提供必要指导。
八，女同性恋经验
某些方面，女同性恋的经验与男性非常相似。主要相似之处包括：
首先，女同性恋很少将口交作为她们最初的性接触方式。5%以下的女同性恋报告初次性接触时口交经验。更引人注目的是，18岁时前，仅13%的女同性恋接受口交，15%的女同性恋给予口交。其实，女同性恋性经验，反映了普通女性性活动的一般模式，她们之间的差异与男女在性体验阶段的差异基本一致。
其次，口交技术，似乎也成为女同性恋最喜爱和最常见的性活动方式。多种多样的口交方式显然最受欢迎，6%的人喜爱给予口交、20%的人偏爱相互口交，以及27%的人钟意接受口交。某些同性恋配偶中，甚至“经常”或“每次”性活动时口交。学者报告，39%的女同性恋“每次”或“经常”口交，38%的女同性恋“有时”口交，以及23%的女同性恋“很少”或“从未”口交。亦有学者报告，五分之一的女同性恋交往一年时间内未曾口交或接受口交，十分之一的女同性恋从未口交，与上述调查数据基本相同。
由此可见，女同性恋口交方式与其他女性和男性无显著差异，只是口交频率稍低而已，这可能反映了女同性恋性活动频率较低的普遍趋势。
九，讨论
没有理由相信，一种原动力或冲动的驱动下，人们有了口交的想法。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无口交想法，亦受到个人行为倾向的影响。简言之，为何为之或不为之，几乎不可能是同一种机体的作用机制所致。口交，作为一种重要性行为方式的出现，与“性”不再是人类繁衍的必要手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通常，色情意义的性行为可被定义为：一种被现代社会视为重要意义的行为，而是否被纳入现有性学读本便是一个重要例证；或者，在个人层面上，这一想法本身便可引起性兴奋。
作为近代西方性学史的一部分，我们对口腔生殖器活动不断扩展所带来的变化，必须从性行为更大作用的新兴转变中去理解。十七世纪以来，各种约定俗成的实践，一方面压抑了人类性行为的践行，另一方面又在几乎所有的行为中促使人们更迫切地寻找“性”的可能性，使其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中的意义更加明显。如果“性”压抑未果，只会适得其反，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后果，是对“性”的追求引领人们行为的变化，包括着装和形体语言等，以提高“性”的魅力。Masters 和Johnson（1979）观察到，实验室条件下即使不能达到性高潮，男性仍可通过舔阴而阴茎勃起。
对具有“性”意义的非生殖器身体部位的行为投入，既不是一个单一维度模式，也不是一个在不参考该部位原有和持续使用意义下被理解的过程。具体表现如下：
1，强有力的社会令行禁止虽对人类性行为实践起到有效的约束性作用，但却增加了被限制行为的新奇性（弗洛伊德指出，越是不可为而为之，越能够激发个人的欲望）。个人可通过其性行为表现，彰显地位、成为榜样、受到指责或经受住考验。一个特殊例子，就是某些“疯狂或极端”人士，经常将舔阴作为一种仪式化形式，通过对经期女性的所作所为强调他们的特殊身份。
2，作为用途完全不同的两个身体部位，口腔（摄入）和生殖器（排泄）很少被联系在一起。当二者与不同的性交姿势、权利与身份象征，或与“性”相关“肮脏勾当”联系在一起时，更能让人感到其作用的特殊性。
3，尽管当代人类性学文本和手册中对口腔生殖器性接触进行“再修饰”，但其“败坏”名声依然如故，表现出人类对它特殊的情感与亲密关系。
4，如今，由于对个人“性”表现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男性引以为傲的性“持续力”—性高潮产生的能力，口腔生殖器性接触因为能提供更多性交姿势而达到更好操控伴侣生殖器的目的，使得参与这项性活动实践的人越来越多。
5，不仅如此，作为性技能的一种补充方式，口腔生殖器性接触由于在增加个人性能力方面具有突出效用（如提高性生活质量和频率），因而变得更具吸引力。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融入同性恋与异性恋性生活的口腔生殖器性接触，似乎已根植于当代大众的性文化中。尽管不同社会阶层中口腔生殖器性接触的发生率不同，它仍呈不断上升趋势。事实上，越来越多人不再将口腔生殖器性接触视为性交前戏的一部分，更多地被认为就是另一种性交方式。目前，历史学家认为，尽管在传统和主流文化中性交被描述为一种愉快和心旷神怡的“真正性生活”，已开始受到某些“性快餐”的挑战。
同样清楚的是，尽管少数人可能将口腔生殖器性接触视为一种近乎排他性（如果不是强迫的话）的偏好，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口腔生殖器性接触就是一种习得性技能，表现出足够吸引力时便可达到自我强化的效果。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获得的性偏好，口腔生殖器性接触可能受到两种不同作用力（推动力或阻碍力）的影响。然而，如同许多与“性”相关的事件一样，口腔生殖器性接触可以抵御个人理性认知或谨小慎微的个性，继续保留其迅速引发性反应的能力。而且，由于与口腔生殖器性接触相关的各种情感非常复杂，以至于任何尝试改变个人偏好的想法，必然与他们所处的多元化社会情感方式相适应。其实，对于有口腔生殖器性接触恋物癖的人而言，尤其是那些与其他许多恋物癖一样有排他倾向的少数人群，我们仍然所知甚少。但是，借助“口欲滞留（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性发育阶段）”这种简单、晦涩的解释方式，也许可找到他们痴迷的部分原因。
十，对艾滋病公共政策的影响
口交对艾滋病公共政策的影响往往取决于两种因素，即与口交和舔阴行为相关的性传播风险。与吞食精液在内的口交性传播风险不同，除了吞食阴道液体外，某些情况下（如异性恋性交过程中）舔阴还存在吞食精液的性传播风险。而且，口交艾滋病性传播风险可能在有效使用避孕套的条件下降低，而舔阴则几乎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
显然，目前人们对口交在艾滋病性传播中风险并不十分清楚。如果任何一种口交未涉及风险或风险水平可以承受，那么它也许为高风险的性接触形式提供了一种选择方式。然而，一旦这种风险水平不能被承受，就需要说服个人改变他/她的具体性行为模式，考虑选择不同性动机下的性活动方式。
事实上，对促进与艾滋病有关的公共政策制定而言，本次回顾性分析可能是一次积极的推动活动。学者认为，所有性行为表面看似一致，但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种文化和发展因素的影响，无条件地或在特定情景下，推动或阻碍个人具体性活动的践行。此外，人类性活动还可能受到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影响，并不总是在更具文化超越性的人类生物学规律驱动之下。这种意义上，个人所有的性行为要求并非都是肤浅的，或是一成不变的。最终，人类性行为所构建的信服力，不会因为后现代社会短暂出现的复杂性和异样性而受到削弱。也许，正是由于文化的积淀，才为人类性行为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无限潜力，从而使得我们的性欲望体验能够在漫长的繁衍过程中不断攀升。